记忆丨唐燕：我们如何成了暴力革命的信徒
作者简介
唐燕，女，1950年出生，中学老三届，大学新三届。1968年从北京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七炭板村插队。1969年起在七炭板村小学，察素齐、呼和浩特市、河北省廊坊巿、北京市中学任教。后移民加拿大，现在中加两地居住。
原题
我们如何成了暴力革命的信徒
一一读何方《对时代的两种不同判断
及其后果》有感
作者：唐燕
何方老《对时代的两种不同判断及其后果》一文阐述了：二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社会新秩序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许多国家都意识到世界已从＂战争与革命＂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并且按照这一时代特征制定了国策，从而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用改良的方式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实现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发展。
可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我们仍固守着战争与革命的理念，“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用各种政治运动代替经济建设，用闭关锁国取代对外交流，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代替搞缓和；甚至设想用“农村（亚非拉）包围城市（欧美苏）的持久战＂消灭帝修反；更在中共九大报告中错误地定位为当时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由于对时代特征判断错误，我们和那些抓住机遇的国家背道而驰，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等各方面丧失了有利的发展机遇期。
何老的这篇文章引发了我对我们红卫兵知青一代是怎样成了暴力革命信徒的这个问题的思考一一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正是由于对时代的误判被扭曲的。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即效仿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教育体制。 1958年起始的教育大革命，又一改读经、国学、修身、人文、西学等等中华文化教育的传统内容，＂把阶级斗争作为我们的主课”，使教育完全从属于政治，丧失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
阶级斗争理论无视生产要素的多元性和资本存在的合法性，无视只有当资本为劳动创造了条件和机会时劳动才为资本的增值提供了可能，认定只有劳动者才创造了价值，而财富的拥有者和管理者只是无偿占有了社会财富。结果贫富成了评判善恶的标准，从根本上颠覆了人类几千年建立起来的善恶价值观。
阶级斗争理论无视每个代表社会不同利益的群体都有自由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权利，其矛盾只是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而非阶级矛盾，解决这些矛盾不应通过阶级斗争，而应靠制定相关的法律并严格遵守。
阶级斗争理论还无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信仰的自由，并享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基本人权，任何公民都既没有压迫他人的权力，也没有受压迫的理由。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却仍体制性、政策性地把国民分成三六九等，并煽动阶级仇恨，继续大搞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理论奉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也仍要使用暴力。结果把对＂坏人坏事＂施暴视为理所应当，不受良心和道德的谴责。
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教育和指导下，我们红卫兵知青一代从小就推崇革命，以革命为理想、为崇高、为人生目的；向往打仗、祟拜英雄，以没能生长在战争年代，没有当英雄的机遇而遗憾。 我们把一切事物贴上阶级的标签，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看作阶级斗争， 我们相信＂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根本没有仁爱、宽恕、妥协、合作等理念，只有对立、冲突、仇恨和斗争。结果我们失去了善良的本性，张扬了暴戾的人性，成了暴力革命的信徒。
我们不仅被告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被教导：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开启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打出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必将打出一个在全球实现了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红彤彤的新世界。于是我们庆幸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更天天盼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以便加入解放全人类的英勇战斗，并随时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献身。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我们自己”，以及毛泽东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成了我们的思维定式。
那时我们不可能认识到＂战争与革命＂不仅和人道、人权、人的生命这些崇高的观念相抵触，还同独断专行、无视法律、剥夺人民自由和私人空间的极权主义密切相关。 更不懂得爱国主义可能成为专制的重要手段而值得警惕，因为专制下的爱国主义不仅夸大本民族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仇外排外，还把统治者视为国家的化身和偶像。
在个人崇拜的迷醉中，我们相信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着整个社会范围内的阶级对抗，所以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永远革命。
我们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敌视西方民主国家，对普世价值一无所知，以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你死我活不可调和。我们不知道在那些不以阶级斗争理念和方式治理的国家，政治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
文革开始后，我们批判殴打代表资产阶级的校长和老师、斗争地富反坏右、抄家游街破四旧、砸烂封资修、打倒帝修反…… 文革这个＂盛大的节日＂给我们提供了当英雄的广阔舞台，终于为我们弥补了没有机会干革命的缺憾，也加剧了我们人性的恶变。
那时我们不仅在国内很风光很疯狂，而且大串联后在越南、缅甸等邻国也出现了我们的身影。我们豪情满怀, 激情万丈,一心要投身世界革命，要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插遍全球。
北京滑翔学校的赵建军和北航附中的李小倩等10名红卫兵从1966年9月起就开始学习越南语、到昆明湖训练游泳……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后成功偷越中越边境，并于11月12日在越南入伍投入了援越战争。赵建军在给他爸爸妈妈的信中说：＂我不愿意在温暖的暖房里虚度年华，我的父母都是革命者，作为你们的后代，作为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我有责任而且也必须走你们走过的路，到部队去到战火中去，这样我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才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懊悔，放心吧，你们的儿子不会给你们丢脸的。＂他24次请战要求到阵地最前沿，两个月后的1967年1月19日他被美国飞机投掷的炸弹击中，牺牲在自己的炮手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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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23日北京和桂林的27名男女红卫兵秘密出了友谊关，后来被周恩来特批为抗美援越的国际主义战士。
此外，1966到1968年间全国各地还有很多红卫兵或越境失败，或被在越南的我军劝送回国。
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我们许多人争先恐后要求去黑龙江和内蒙，因为那里离苏修最近，一旦打起仗来就是前线，＂是英雄，是好汉，咱们战场上见！＂
从1969年起，在云南下乡的昆明、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的知青总共一万多人参加了1968年初刚刚崛起的，被中共暗地里支援的缅共人民军。在历次战斗中，知青们总是打头阵、当先锋。他们勇猛、忠诚、狂热，牺牲前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创造了一个个黄继光般的英雄传奇。数以千计的知青忠骨轻抛，其中许多人没有留下姓名。侥幸保存下来的遗体，被用绿色军用塑料布一裹，匆匆掩埋在异国的荒草丛中。
1968年夏天，北京101中66届高三老红卫兵臧平分创作的长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以佚名先在北京红卫兵中流传，后来迅速传遍全国。这首诗讴歌了红卫兵战士远征欧美亚非拉后，踏上归途前在异国的陵园向“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英勇献身的战友告别时的壮烈情怀：
……
还记得吗？
我们曾饮马顿河岸，
跨过乌克兰的草原，
翻过乌拉尔的峰巅，
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
我们曾踏着公社的足迹，
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
踏着国际歌的鼓点，
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
我们曾利用过耶路撒冷的哭墙，
把基督徒恶毒的子弹阻挡，
将红旗插在
苏伊士河畔。
瑞士的湖光，
比萨的塔尖，
也门的晚霞，
金边的佛殿。
富士山的樱花，
哈瓦那的烤烟，
西班牙的红酒，
黑非洲的清泉。
这一切啊，
都不曾使我们留恋！
因为我们有
钢枪在手 重任在肩！
……
这是最后的斗争，
人类命运的决战
就在今天！
……
毛泽东的教导，
伊里奇的遗言，
马克思的预见，
就在我们这一代实现！
……
与这首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政治幻想诗相对照的，是北京四中67届高二学生张育海写给友人的，后经刘杰传抄，在各地知青中广为传阅的长信。
张育海
张育海1968年10月去云南下乡，1969年3月加入缅共人民军。本来他被安排在营里当文书，但他坚决要求下连队当了机枪手。1969年6月21日张育海战死在金三角。这封他在牺牲前19天写给友人的信道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浸润下，这位高才生对毛泽东的＂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的丰富联想、以投身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壮怀心志、对战争残酷性危险性的＂冷静的认识＂，以及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生命的坚强决心。信的后半部分如下：
历史的经验证明，我国现在的政治情况必然由不断国内革命变为不断的对外战争。当然，我们不是当年拿破仑，那属于法国大革命后不断的对外征服和侵略战争。我们进行的是完全不同阶级内容的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你们在国内对“九大”一定了解很多，林总的政治报告不是再明白不过了吗？“九大”不过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世界革命的一个总动员，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毛主席说“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指明这一点，在实际上，我国将要进行的这场空前席卷世界的斗争不会让哪一个地方，永远是一潭死水，一切人总要卷进去，而且持续两代三代也不一定。我觉得值得考虑的，不是没有机会投身历史浪潮，而是没有准备，缺乏锻炼，到时候被潮流卷进去，身不由己，待浪潮过去，除了空虚、懊悔和似有所得的“教训”外，一无所得，似乎是评论拿破仑（也许是他自己说的话）“不是幸福特别照顾他，而是幸运抬头的时候，他有能力把握住幸运。”“如果能有“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思想，就会不怕环境的艰辛，而别人颓废的浪潮或许倒是件好事吧，试问，“当年主席上井冈山时，谁又想得到这里有着把握历史脉搏，决定世界命运的希望呢？
至于我走这条路，我是这样考虑的，确实我这条路是迷人的，马克思说过，让死人去痛哭和埋葬自己的尸体吧！那些首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在前途渺茫”、“走投无路”的下乡青年眼里，这更是一条无限灿烂的路。往往他们无力打破沉寂的生活压力，而企图做一次“最后的斗争”而博“一次”、“跳”一次，对学生来说，这可能是唯一的有希望的出路。在轰轰烈烈的战斗中，暗淡的灵魂重新爆发出灿烂的火花，不惧怕艰险而锻炼直上的“战士”。对于没有尝试过战争滋味的青年来说，我总有这样的想法，这不过是在一种逆流中的天真幼稚的精神安慰与宗教教义中的天国一样！
战争，不是想玩就玩儿的游戏，而是残酷的成千上万的人的惨剧。当然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这是天然的必然的，＂暴力是新社会诞生的产婆＂，和刮风下雨一样，不管你是否喜欢，而自然要来的，是人类解放必须的。当然不能像那些学生那样浪漫地去想，战争开始就要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而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除战争的指挥者外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是在“哲学范畴”和兵力计较上有意义（我不是说人的因素，而是说人的价值），为战争整个的胜利，你可能就要做局部的支付而牺牲，尽管胜利是肯定的，甚至就在眼前，但你却看不见，像董存瑞就是突出的例子，而为了战争的胜利，守到一个人，没有什么援兵，肯定要守还是要守。明知要死，不顾牺牲，要冲上去的事是家常便饭，塔山阻击战呀，上甘岭战役呀，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缓冲阻击战呀，斯大林格勒战役等比比皆是，朝鲜战争初期之比是一：七，我伤之七，美伤之一（后期相等，后为七：一），有时几个军被消灭的也有，而电影上的战斗，太浪漫主义了。这不是战争恐怖论，而是冷静的认识。为政治目标的实现，军事行动必做的牺牲。 而学生中摩拳擦掌者是否准备无条件献身呢？也许有人想壮烈牺牲流芳后世，死也值得。一颗子弹来了，就人事不知，多利索，实际上大多数牺牲并不一定很壮烈，冷枪冷炮，或激战中冲上去就被打倒，甚至没有到位置，没有打枪，连敌人还没见到就完了也不少。打大仗的时候，有时一个班，一个排为通过封锁线而全部报销的也有，死也许不一定永远被人怀念，默默地躺在异国冷冰冰的地上，亲人还不知道。死也往往是受伤，因为后方医院来不及治，流血过多，经长期的痛苦和挣扎，头脑清醒地死去。古诗中“谁知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啰，“一将功成万骨枯”啰，惨凄悲戚之外，即在于此。学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的学生，有很多抱负很大，看不清，在心里存有“在革命中成就自己”的想法。而当革命需要你牺牲时（不是我们平时写文章的高调），而是实在的献身怎么办呢？另外，军人的字典里没有“不”字，无论多危险，要冲就得冲，无论你如何支持不住，要爬山要行军，天塌下来也得冲，你累？你病？你力不胜任？没有的事，干不了也得干。纪律要你这样，环境逼得你这样，否侧战斗就要失败。在军队里，最好不要要求别人的同情、怜悯和谅解。另外，部队里也不见得没有矛盾，而且时时和死打交道的人当中，细致的感情是不多的，一切冲突没有缓冲而尖锐无情。总之，对战争来说，只有胜利，只有干到底，不论路多长。我现在停在战区的战场，横观世界，竖看历史，是最舒服的。战争发展起来，定是要艰苦的，关于卫国战争、抗日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你们也知道不少，那种时候，欲罢不能，有些人要停战了。在云南短短的战斗，对生活影响就极大，莫要说那么遥遥无期的战争了。
当然不是说刘杰就不行了，我有冠心病不是也干了。但有两点：一要珍惜和平的幸福，例如不至会饿饭，半夜不必起来站岗转移，不必倾盆大雨泥泞爬山路，不必雨中住山头等。二不要以玫瑰色眼光看待战争，xx北京入伍，还没有到战斗单位就回去了，他以前的热情不亚于朋友中的任何一个人！除思想准备足，或天性如此的人外，适应战争的太不容易了！朋友中大概大伟（唐燕注：沈大伟，北京四中66届高三学生，1969年从他下乡的山西追随张育海参加了缅共人民军，1970年5月24日在战斗中牺牲）、任杰最合适了，而xx就要深思熟虑了，不要匆匆下决心，一失足成千古恨，画虎不成反类犬。最后一次叮咛勿冒失，这儿走错了不比国内，我们的身份问题始终是悬而未定的，众说纷纭，这本来是件悄悄的事现在大张旗鼓，反叫中央为难，而且在一个时期内，不能公开承认。所以不要冒失！
当兵的和死打交道，不耐烦说话拐弯，信里写的不是打官腔，也不是吓唬人，只是希望大家保重，不轻易挺而走险。当然，战争生活是有其迷人的一面，不及多写信，请转看，我毫无顾虑！
问一切朋友好！
遥祝安康
育海1969、6、2
1970年12月缅共人民军里的知青官兵们尴尬地发现，阵前的奈温政府已被中国接纳，中断了三年多的中缅外交关系有了恢复的迹象。
之后，那些陆续回国的知青们再次尴尬地发现，他们被要求：对自己这段为世界革命出生入死的光荣经历要＂忍辱负重，不能说＂。更有甚者，因为当年他们是自愿对外输出革命，按规定属于自动放弃中国国籍。 丧失了国籍的他们由于在国内很难生存，有些只得再次返缅，重又参加了缅共人民军演变成的金三角地方武装，有的则靠在缅种罂粟为生。
在缅甸的中国知青
直到1980年中国政府才出台了接纳他们回国的政策。然而，他们青春已逝，更错过了知青招工、招生、考大学等等的重大人生机会。
曾在缅共人民军身经百战，负伤四次的原昆明知青、现任缅甸掸邦第四特区土地局局长的谢斌回顾过去时说：＂一个国家的革命应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靠革命输出是不可能成功的。作为我们来说，体会就深一点儿。＂
如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也早已不复存在。数十年来，虽然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分争不断，但双方都只是通过局部代理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太空竞赛、外交竞争等“冷”方式“相互遏制，不动武力”，直到冷战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没爆发，使全球经济、科技、文化得以大发展。
二战遗留的朝鲜和越南南北分治问题长期未得解决是美苏争霸的结果，刚刚成立的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却不仅没与苏、美拉开距离，还义不容辞地投入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结果白白牺牲了我们数十万解放军官兵，损耗了两千亿美元，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形象，恶化了我国的周边局势，将我们置于美国和西方的对立面，更使我国失去了二战同盟国地位，沒能享受二战的胜利果实，反遭数十年的封锁和禁运。
六十年多来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教育了曾是暴力革命信徒、以解放全人类为神圣使命的我们：
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我们不应把各国对制度和道路的不同选择作为判别敌我的标准，更不应与之势不两立甚至诉诸战争；
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和惨痛的教训，尽力避免不计后果的世界大战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各国人民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追求和努力对霸权主义和世界大战已形成越来越大的遏制力量，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大发展正是得益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也同样得益于我们终于认识到世界早已步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并抓紧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
今后，我们应严格奉行普适价值这个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进一步融入文明世界，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稳固，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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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记忆》第2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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